以“羊楼洞”为起点的万里茶道，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唐宋时期至明朝末年，是万里茶道发展的第一阶段，称为茶马(互市)古道，主要运销的是散茶和饼茶。

         晋代著名道学理论家、医学家葛玄、葛洪都曾在蒲圻修行多年，葛洪写成道家著名典籍《抱朴子》，葛洪在丫髻山建有百草园，广植药材，今百草园遗址尚存，称为“药园”。

         南朝时期蒲圻为刘宋政治经济军事重镇，茶叶已在寺庙、宫观普遍种植，并成为僧侣向民众作医药布施的主要物资。

         唐代名马茶叶互市，茶叶种植遍及羊楼洞茶产区，被朝廷辟为“茶户”、“园户”等专门种茶的农户与生产茶叶的基本单位，犹如今天的茶叶专业户，它是唐代茶叶经济开始兴盛的体现。

         宋景德年间(1004-1007)，据河北《万全县志》记载:“早在宋景德年间， 官府就以两湖茶叶与蒙古进行茶马交易。官府曾将两湖饼茶销往西域各族，并与蒙古人进行茶马交易，两湖地区茶叶贸易兴盛。以“羊楼洞”为起点的万里茶道，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元代晚期蒲圻羊楼洞雷、刘、贺，陈、邱、饶六大家族以茶园兴办茶庄，并设有专门加工茶叶的作坊。

         明中期羊楼洞出现较具规模的制茶业， 形成了东起汀泗桥、西至羊楼司的驿道一线，以茶庵岭为中心的种茶制茶业核心区域带。

         明永乐年间(1403-1424) 羊楼洞开始制作以竹简和竹篾辅助加工的圆柱形紧压茶“帽盒茶”，并出现专业运输的“掮客”。

         明万历年间(1573-1620) 羊楼洞古镇形成，地方商品经济起步。此时“丝绸之路”几乎演变成了“砖茶之路”，商路沿线的商人源源不断地将羊楼洞的砖茶输往西域各国。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至太平天国运动，是万里茶道发展的第二阶段，称为中俄茶叶之路，主要运销的是饼茶、帽盒茶和砖茶。

         清康熙年间(1662-1722) 羊楼洞茶产区以芙蓉山(今羊楼洞古镇所在地的核心区域)出产的优质茶闻名一时，西域、汉蒙茶商贸易活跃;羊楼洞古镇三街一巷，茶庄48家，茶铺茶庄200余间，集镇热闹非凡。

         清 · 雍正年间(1723-1736)自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这条茶叶之路变得更加繁荣，羊楼洞古镇也迈入了鼎盛时期。据《鸦片战争前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大事记》记载: 1727年(清雍正五年)，沙俄女皇派遣使臣来华，申请通商，订立《恰克图条约》，中俄茶叶陆路贸易从此确立。晋商在恰克图中方一侧迅即建立了一个“买卖城”(贸易集市)，把运抵的茶叶全部集中于此，俄商也携货汇集到这里易茶。这样，怡克图就成了输俄茶叶的最大集散地。

         清 · 乾隆年间(1736-1796)，晋商在羊楼洞和羊楼司开设茶庄，最早的是“大盛魁”开设的“三玉川”“巨盛川”两个茶号，年产帽盒茶80万公斤。

         清 · 道光年间(1821-1851) ， 朝廷在蒲圻进行茶工商试点，茶叶种植、制作、销售一条龙。羊楼洞集聚山西、陕西、广东、安徽、湖南、本地各大茶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英国商人得以在中国直接采购交易，不受“公行”的限制，从此，羊楼洞大小茶庄也开始涉足红茶生产，年产红茶可达250多万斤，产品直接由英商运销至欧洲。此后英、俄、日等国商人陆续进入货源地羊楼洞直接采购。

         太平天国运动至新中国成立前，是万里茶道发展的第三阶段。

         清 · 咸丰年间(1851-1862)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福建武夷山茶路中断，以茶叶商贸起家的晋商常氏家族率晋商进一步将经营重心转移到了两湖茶区一带，拓展茶园，扩大茶号规模，他们抵达羊楼洞后也加入制作砖茶队伍。因南方茶路中断，国内茶商有晋粤、湘、徽、赣、鄂等六大商帮亦纷至沓来，多集中于羊楼洞制茶或贸易茶叶。1861年之后，还英、俄、法、德、日等国商人竞相在羊楼洞办厂制茶，这片面积不足0.7平方公里的土地，汇集多国巨商大贾，其时有茶庄达200余家，形成一个人口逾四万的大茶市，誉称“小汉口”。此时羊楼洞的制茶业已相当发达，从这里生产外销出去的“洞茶”出口额达到了当时对俄商品出口总额的40%之多，其产品主要产销青砖茶、米砖茶居多，年产量突破1300万公斤，年出口价值白银一千五百多万两。此期间晋商经营的羊楼洞茶庄均以制销砖茶为主，“川” 字标记的砖茶在西北畅销。

         1855年，清政府在羊楼洞设立厘金局，并在岛口、蒲圻、崇阳、通口、柏敦等周边产茶县镇设立分局，抽收茶税。除了厘金专局，清政府还在羊楼洞设立了由省直管的邮政局、警察所和高等学堂。侧面反映了羊楼洞作为明清时期边销、外贸茶产销基地的重要地位。